这并无新奇之处。但是在统计上,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完全的被第三个变量 “扭曲”。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收集的数据可能存在局限性,忽略潜在的“第三个变量” 可能改变已有的结论,而我们常常却一无所知。鉴于 Yule-Simpson 悖论的潜在可能,不少人认为,统计不可能用来研究因果关系,在观察性研究中很难得到有关因果的结论,除非加上很强的假定。比如,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吸烟是否导致肺癌?由于我们不可能对人群是否吸烟做随机化试验,我们得到的数据都是观察性的数据:即吸烟和肺癌之间的相关性 (正如 Table 1 的合并表)。此时,即使我们得到了吸烟与肺癌正相关,也不能断言 “吸烟导致肺癌”。这是因为可能存在一些未观测的因素,他既影响个体是否吸烟,同时影响个体是否得癌症。也许,某些基因可能使得人更容易吸烟,同时容易得肺癌;存在这样基因的人不吸烟,也同样得肺癌。此时,吸烟和肺癌之间相关,却没有因果作用。 | 这并无新奇之处。但是在统计上,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完全的被第三个变量 “扭曲”。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收集的数据可能存在局限性,忽略潜在的“第三个变量” 可能改变已有的结论,而我们常常却一无所知。鉴于 Yule-Simpson 悖论的潜在可能,不少人认为,统计不可能用来研究因果关系,在观察性研究中很难得到有关因果的结论,除非加上很强的假定。比如,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吸烟是否导致肺癌?由于我们不可能对人群是否吸烟做随机化试验,我们得到的数据都是观察性的数据:即吸烟和肺癌之间的相关性 (正如 Table 1 的合并表)。此时,即使我们得到了吸烟与肺癌正相关,也不能断言 “吸烟导致肺癌”。这是因为可能存在一些未观测的因素,他既影响个体是否吸烟,同时影响个体是否得癌症。也许,某些基因可能使得人更容易吸烟,同时容易得肺癌;存在这样基因的人不吸烟,也同样得肺癌。此时,吸烟和肺癌之间相关,却没有因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