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 Herbert Alexander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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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西蒙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组织内部的决策，他最著名的理论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满足（Satisficing）”[1]。他分别于1975年获得图灵奖，和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3]。他的研究以其跨学科性质而著称，跨越了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公共管理、管理和政治科学等领域[4] 。从1949年到2001年，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度过。[5]

值得注意的是，西蒙是几个现代科学领域的先驱之一，如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决策、问题解决、组织理论和复杂系统。他也是最早分析复杂性结构，并提出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机制来解释幂律分布的人之一。[6][7]

基本信息

类别 信息
姓名 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
Herbert A. Simon
出生日期 1916年6月15日
出生地 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
所在机构 卡内基梅隆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 决策理论、认知心理、行政管理、人工智能、复杂系统等领域
主要贡献 有限理性理论、通用问题求解器、层次化复杂性等

早期生活

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 Herbert Alexander Simon于1916年6月15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西蒙的父亲，亚瑟·西蒙 Arthur Simon（1881-1948） ，是一位犹太电气工程师，在慕尼黑工业大学获得工程学位，1903年从德国来到美国[8]。作为一名发明家，亚瑟也是一名独立的专利律师。西蒙的母亲埃德娜 · 玛格丽特 · 默克尔 Edna Marguerite Merkel（1888-1969）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她的祖先来自布拉格和科隆。西蒙的欧洲祖先是钢琴制造商、金匠和酒商。和他的父亲一样，西蒙的母亲也来自一个有着犹太、路德教和天主教背景的家庭。与大多数孩子不同，赫伯特·西蒙的家人向他介绍了人类行为可以被科学研究的观点。通过哈罗德关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书，西蒙了解到了社会科学。在他最早的影响中，西蒙引用了诺曼·安吉尔 Norman Angell的《大幻觉 The Great Illusion》和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穷 Progress and Poverty.》[9] 。

教育经历

1933年，西蒙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在他早期所受到的影响下，他决定学习社会科学和数学。西蒙对生物学很感兴趣，但由于“色盲和实验室里的笨拙” ，他选择了不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西蒙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色盲，并且发现外部世界和感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在大学期间，西蒙专注于政治科学和经济学。西蒙最重要的导师是亨利 · 舒尔茨，一位计量经济学家和数学经济学家。在报名参加了“测量市政府”的课程后，西蒙成为了克拉伦斯·里德利的研究助理，两人合著了《测量市政活动: 1938年评估行政管理建议标准调查》。这项研究引导他进入组织决策领域，也成为了他博士论文的主题。1943年，西蒙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任职经历

从1942年到1949年，西蒙是一名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是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学院的系主任。在那里，他开始参加考尔斯委员会工作人员举办的研讨会，这些工作人员当时包括雅各布·马沙克，和特亚林·科普曼斯。于是，他开始了在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沙克请西蒙来协助他当时正在与山姆 · 舒尔进行的“原子能的未来经济效应”研究[10]。

1949年，西蒙成为卡内基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的行政学教授和工业管理系主任。西蒙后来还在同一所大学教授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从1949年到2001年，西蒙都在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当然有时候也会访问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11]。

为了取代高度简化的经典经济模型方法，西蒙在他的著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中以提出了他著名的公司决策理论（Theory of Corporate Decision）。在这本书中，他提炼出了一系列概念，以及一套可以识别出多种影响决策制定因素的方法。他在组织和行政方面的兴趣使他不仅三次担任大学系主任，而且在1948年经济合作署的成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参与了马歇尔计划中管理援助的行政团队，还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任职[10]。

学术贡献

决策

赫伯特·A·西蒙对于决策研究的核心集中体现在了《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12]一书中。本书是基于西蒙的博士论文编写的[13] ，1947年第一次出版，多年来不断更新，这是他一生工作的基础。这本书的核心是人类做出理性决定的认知和行为过程。按照他的定义，一个可操作的行政决策应该是正确的、有效的、实用的，并且要有一套协调的方法来实施[13]。

西蒙认识到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决策的理论，因此必须同时以经济学和心理学为基础。他表示:

如果人类理性的施展可以没有约束，那么行政理论就会是荒谬的。它将只包含一个简单的规则: 在所有可供选择的的选项中，永远选择那一个最能完整达成自己目标的选项[13]。

与“经济人”假设相反，西蒙认为所有选项和后续结果都可能只是被部分了解的，且方法和目的没有被完全区分，甚至可能不完全相关[13]。

西蒙定义了理性决策的任务是选择那些能最大化实现目标的选项。因此，衡量管理决定是否正确的标准是:

  • 达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
  • 获得结果的效率

选择的任务被分为三个必要的步骤[14]:

  • 确定并列出所有的备选方案
  • 确定每个备选方案产生的所有后果;
  • 比较每组结果的准确性和效率

任何试图在实际情况下实现这个模型的特定个人或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三个要求。西蒙认为，在许多现实的案例中，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备选方案，或者每个备选方案产生的所有后果[12]。

西蒙试图确定一个人或组织可以运用的技术和/或行为过程，以便在给定的理性决策的限制条件下，获得近乎最佳的结果[13]。西蒙写道:

受到有限知识的约束，却又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性的人类已经开发出一些技术，部分地克服了“有限理性”地困难。比如说，人们假设自己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分离出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中只包含有限数量的变量，产生有限范围的后果。[15]

因此，西蒙用一个经济学框架来描述自己地工作，这个框架以人类的认知局限为条件: 经济人和管理人。

管理行为涉及广泛的人类行为、认知能力、管理技巧、人事政策、培训目标和程序、专业角色、准确性和效率的评估标准，以及沟通过程的所有分支。西蒙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因素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决策的制定。

西蒙是切斯特·巴纳德的追随者。巴纳德说：“一个人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时所做的决定，与他的作为一个个体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同的”[16]。当然一个人无论是否假如一个组织，他都可以做出个人决策。哪怕他加入了组织，在组织外的私人生活，他也可以根绝自己的偏好做选择。然而，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时，个人所做的决定与个人的需要和结果无关，而是作为组织意图、目的和效果的一部分，在非个人意义上做出的。组织的激励、奖励和制裁都是为了形成、加强和保持这种认同而设计的。

西蒙认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两个普遍要素—— 权威，和忠诚以及身份认同[13] ，是从人类个体行为重诞生出组织行为学的关键。

权威是一个被深入研究过的、组织行为学的主要标志。权威在组织的环境中被直接定义为“一个级别较高者指导一个级别较低进行决策的能力和权利”。主导和从属个体的行为、态度、和关系，是角色行为的组成部分。这些行为在形式、风格和内容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上位者期望服从，和从属者服愿意服从，这些本质要素并没有不同。

西蒙将忠诚定义为“个人用组织目标替代自身目标作为决策制定的价值取向的过程”[17]。这意味着评估各种选项时要考虑对组织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自己或家庭的影响[18]。

决策可以是事实和价值的复杂混合体。有关事实的信息，尤其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事实或来自专门经验的事实，在行使权力时比表达价值时更容易传播[19]。西蒙主要感兴趣的是寻求员工个体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继拉斯韦尔之后，他指出，“当一个人在做决定时，根据选择对特定群体的影响来评估选项时，他就把自己与一个群体联系起来了。”[20] 。一个人可以认同任何数量的社会、地理、经济、种族、宗教、家庭、教育、性别、政治和体育团体。事实上，数量和种类是无限的。组织的基本问题是认识到个人和群体认同可能有助于或阻碍组织的正确决策。一个特定的组织必须有意识地决定，并且以适当的细节和明确的语言规定它自己的目标、目的、手段、目的和价值观。

西蒙一直对传统经济学对决策的基本理解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传统经济学“轻率地对决策过程构建一幅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图景，然后再根据这种不切实际的图景开出处方”[21]。

人工智能

西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他与艾伦·纽厄尔合作开发了逻辑理论机器(Logic Theory Machine)(1956)和通用问题求解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1957)程序。通用问题求解器可能是第一种将问题解决策略与特定问题的信息分离开来的方法。这两个程序都是使用由纽厄尔，克里夫肖和西蒙发明的信息处理语言(Information Processing Language)(1956年)来开发的。1957年，西蒙预测计算机国际象棋将在“十年内”超过人类的国际象棋能力，而实际上，这种转变需要大约四十年。[22]

20世纪60年代早期，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内瑟断言，虽然机器能够复制“冷认知”行为，如推理、计划、感知和决策，但它们永远不能复制“热认知”行为，如疼痛、快乐、欲望和其他情绪[23]。西蒙在1963年写了一篇关于情感认知的论文，回应了内瑟的观点。他在1967年对论文进行了更新，并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24] 。几年来，西蒙在情绪认知方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工智能研究界所忽视，但是斯洛曼和皮卡德后来在情绪方面的工作帮助人们重新关注西蒙的论文，并最终使其对这一主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蒙与与艾伦·纽厄尔一起合作提出了一个理论，使用产成式规则模拟人类解决问题的行为[25] 。研究人类如何解决问题需要一种新的测量方法，西蒙和安德斯·埃里克森一起开发了口头协议分析（Verbal Protocol Analysis）的实验方法。[26]西蒙对知识在专业技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他认为，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需要大约十年的经验。他和同事估计，专业知识是学习大约50,000块（Chunk）信息的结果。据说，一位国际象棋专家已经掌握了大约50,000个棋子或棋位模式[27]。

心理学

西蒙对人类如何学习很感兴趣，且在爱德华·费根鲍姆的帮助下，他提出了最早的把学习作为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理论之一——初级感知者和记忆者（Elementary Perceiver And Memorizer，EMPA）理论，能够解释言语学习领域中的大量现象[28] 。这个模型的后来版本被应用于研究概念形成和专业知识的获取。在弗尔南多·戈贝特的帮助下，他将 EPAM 理论扩展到了 CHREST 计算模型[29]。这个理论解释了简单的信息块是如何形成图式结构，一种更复杂的结构。CHREST模型被成功用于模拟国际象棋专业技能的各个方面。

社会学与经济学

西蒙因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性改变而备受赞誉。他最著名的贡献，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组织决策(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的概念。他也是第一个在不确定性方面讨论这个概念的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不可能有完美和完整的信息来作出决定。虽然这个概念并不是全新的，但西蒙是所有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中最有名的。正因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西蒙于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奖。[30]

在考尔斯委员会，西蒙的主要目标是将经济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联系起来。他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一般均衡和计量经济学领域。他深受1930年代开始的边际主义论战的影响。当时流行的著作认为，从经验上看，企业家在经营组织时需要遵循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边缘原则并不明显。争论继续指出，“利润最大化没有完成，部分原因是缺乏完整的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西蒙认为经营主体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获取信息的成本。这些因素限制了经营主体做出完全理性决策的程度，因此他们只拥有“有限理性”，必须通过“满足”，或选择那些可能不是最优的，但却能让他们足够快乐的东西，来进行决策。有限理性是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主题。它涉及到实际决策过程中影响决策的方式。有限理性理论放宽了标准期望效用理论里的一些假设。

此外，西蒙强调，心理学家对理性采用“程序性（procedural）”的定义，而经济学家则采用“实质性（substantive）”的定义。古斯塔沃·巴罗斯（Gustavos Barros）认为程序理性的概念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重要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像有限理性的概念那么有分量[31]。然而，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巴尔加瓦(在1997年)指出了西蒙论点的重要性，并强调在卫生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中，合理性的“程序性”定义有若干应用。比如说，经济学家应该采用反映了相关生物医学知识的“辅助假设”，来指导在卫生领域的计量经济学建模。

西蒙也因其对产业组织的研究而闻名[32][33]。他断定，企业的内部组织及其外部商业决策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他一生中写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他称之为“有限理性”的行为中的决策问题。“理性行为，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个人在他们所面临的约束(例如，他们的预算，有限的选择，... ...)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函数，以追求他们的自身利益。这反映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有限理性’这个术语，是用来指代理性选择，考虑到了知识和认知能力的认知局限性。”

西蒙认为研究这些领域的最好方法是计算机模拟。因此，他对计算机科学产生了兴趣。西蒙对计算机科学的主要兴趣在于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把组织当作信息处理系统的比喻、利用计算机研究(通过建模)智能和认识论本质的哲学问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社会意义。

奖项和荣誉

西蒙一生获奖诸多，包括但不限于：

  • 1959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院士 [34]
  • 1967年入选国家科学院院士[35]
  • 1969年APA杰出科学贡献奖
  • 1975年ACM图灵奖“为人工智能、人类认知心理学和列表处理做出基本性的贡献”
  •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组织的决策过程领域做出了先驱式的研究”(1978)
  • 1986年国家科学奖章
  • 1993年APA终身成就奖
  • 1995年IJCAI卓越研究奖

精选刊物

赫伯特·西蒙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写作者。他参与撰写了27本书，和上千篇文章。截至2016年，西蒙是Google Scholar中认知心理学领域获得最多引用的学者。毫无疑问，赫伯特·西蒙是20世纪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书籍

– 4th ed. in 1997, The Free Press
  • 1957. Models of Man. John Wiley. Presents mathematical models of human behaviour.
  • 1958 (with James G. March and the collaboration of Harold Guetzkow).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organization theory
  • 1969.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st edition. Made the idea easy to grasp: "objects (real or symbolic)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decision-maker influence choice as much as the intrinsic information-processing capabilities of the decision-maker"; Explained "the principles of modeling complex systems, particularly the hum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system that we call the mind."
- 2nd ed. in 1981, MIT Press. As stated in the Preface, the second edition provided the author an opportunity "to amend and expand [his] thesis and to apply it to several additional fields" beyond organization theory,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and psychology that were covered in the previous edition.
- 3rd ed. in 1996, MIT Press.
  • 1972 (with Allen Newell). Human Problem Solving.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72).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uman thinking in the 20th century"
  • 1977. Models of Discovery : and other topics in the methods of science. Dordrecht, Holland: Reidel.
  • 1979. Models of Thought, Vols. 1 and 2.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s papers on hum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nd problem-solving.
  •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s. 1 and 2. MIT Press. His papers on economics.
- Vol. 3. in 1997, MIT Press. His papers on economic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Vols. 1 and 2 in 1982. The papers grouped under the category "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Systems"– dealing with issues such as causal ordering, decomposability, aggregation of variables, model abstraction– are of general interest in systems modelling, not just in economics.
  • 1983. Reason in Human Affai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 readable 115pp. book on human decision-mak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ased on lectures he gave at Stanford in 1982. A popular presentation of his technical work.
  • 1987 (with P. Langley, G. Bradshaw, and J. Zytkow). Scientific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es. MIT Press.
  • 1991. Models of My Life. Basic Books, Sloan Foundation Series. His autobiography.
  • 1997. An Empirically Based Micro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ompact and readable summary of his criticisms of conventional "axiomatic" microeconomics, based on a lectur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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