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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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 (1921年4月14日 -2016年12月13日)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同时也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外交政策、国家安全、核战略和军备控制的教授。 他也是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的合作教员。 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增强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他被授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罗伯特 · 奥曼共享)

主要研究贡献

《冲突战略》(1960)

谢林在1960年发表的《冲突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是讨价还价和战略行为研究的先驱，他称之为“冲突行为”(Conflict behavior) 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志将其列为自1945年以来5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在这本书中，谢林介绍了“联络点”和“可信的承诺”等概念。

谢林在这部作品中鼓励的冲突战略观点同样是“理性的”和“成功的” 。他认为，这不能仅仅基于一个人的智力，而且还必须处理与一系列行动相关的“优势”。 他表示，所收集到的优势应牢固地固定在一个既“明确”又“一致”的价值体系中。

冲突也有着独特的含义。 在谢林的方法中，仅仅打败你的对手是不够的。 相反，我们必须抓住机会进行合作。 他指出，只有在最罕见的情况下，即所谓的“纯粹的冲突”中，参与者的利益才会受到无情的反对。他用“一场彻底灭绝的战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在一篇庆祝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中，《华盛顿邮报》评论文章专栏作家、谢林以前的学生迈克尔 · 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有趣地总结了谢林对博弈论的重新定位: “你正站在悬崖的边缘，脚踝被拴在别人身上。 你们会被释放，你们中的一个会得到一大笔奖金，只要另一个投降。 当你唯一可以支配的方法ーー威胁要把对方推下悬崖ーー会让你们两个都完蛋的时候，你如何说服对方让步？ 答案: 你开始跳舞，越来越接近边缘。 这样，你就不必说服他你会做一些完全不理智的事情: 把他和你自己扔下悬崖。 你只需要让他相信你已经准备好承担比他意外掉下悬崖更高的风险。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赢了。”

《武器与影响力》(1966)

谢林关于战争的理论在1966年出版的《武器与影响》一书中得到了扩展。宣传广告宣称，这篇文章“将他早期的《冲突战略》(1960)和《战略与军备控制》(1961年与莫顿·哈尔珀林合著)中的分析推向前进，对现代战争和外交文献的不断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章的标题包括暴力外交、终极生存外交和相互警告的动态。

在这部作品中，谢林讨论了军事能力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能力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要只是在表面上考虑你可以做的选择，你可以提前考虑，试着影响对方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他特别提到美国在古巴和柏林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发挥作用，不仅是为战争做准备，而且也是一种信号。例如，谢林指出，对北越的轰炸“既是强制性的，也是战术性的”[20]。 这次轰炸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敌人的军队，而且还使越南回到谈判桌前。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谢林个人对博弈论的兴趣以及对核武器的应用的影响。 通过建议核武器作为威慑而不是解决方案，谢林能够帮助阻止另一次核轰炸的发生。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1978)

在1969年和1971年，谢林发表了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涉及种族动态以及他称之为“小费的一般理论” [21]在这些论文中，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的邻居是同一种颜色，或者甚至是“在某种限度内”喜欢某种混合物，就可能导致完全隔离，因此，他辩称，不管是不是恶意的动机，在解释不同群体在当地完全分离的现象时都是无法区分的。 他用硬币在图形纸上来证明他的理论，在“板子”上放置不同图案的硬币，然后如果它们处于“不愉快”的情况，就一个一个地移动它们。

谢林的动力学被引用来解释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差异---- 性别、年龄、种族、民族、语言、性偏好和宗教---- 的变异。 一旦这种变化的循环开始，它可能会有一个自我维持的动力。 他在1978年出版的《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对这些主题进行了扩展和概括，并经常在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文献中被引用。

全球变暖

自1980年担任吉米 · 卡特总统委员会主席以来，谢林一直参与有关全球变暖的辩论。 他认为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对美国的威胁被夸大了。 他写道,今天，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很少是在户外生产的，因此，很少受到气候的影响。 农业和林业占总产量的比例不到3% ，其它方面受到的影响很小。 即使农业生产力在今后半个世纪内下降三分之一，到2050年我们可能达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51年仍将达到。 考虑到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继续提高(而且由于二氧化碳的增加，许多作物可能直接受益于光合作用的增强)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净影响是否会是负面的，或者是否会受到很大的关注，这一点根本不确定。 [24]

根据二战后他在马歇尔计划的经验，他认为解决全球变暖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 如果世界能够减少排放量，穷国将获得大部分好处，但富国将承担大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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